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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史的宏大叙述——评安东尼•肯尼的新版《牛津西方哲学史》——林振华

作者:admin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2-07-08 21:47:19     浏览次数:1796     字体大小:[大]  [中]  [小]

安东尼•肯尼(Sir Anthony Kenny)“来华”已四年有余。2006年,由他主编的《牛津西方哲学史》(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)(韩东晖译)被译为中文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。2010年,他的鸿篇巨制《牛津西方哲学史》(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)四卷本(王柯平等译)又由吉林出版集团隆重推出。

两套书译名相同,但作者立意和处理历史的方式迥然异趣,而所述内容也绝非简单的重复。同这个四卷本相较,2006年版只能称之为“简史”。简史其实不简,事实上综合了多人的合力,仅就思路和文风而论也有可以辨识的差异。当然,这也符合哲学通史的一般编撰方式,可以博采众家之长,但有时思路不够连贯。后来,肯尼爵士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约,倾一人之力独立撰写西方哲学通史,其成果就是当前这个版本。行笔之初,肯尼胸有成竹,自信毕此一役定有“斩获”。在“简史”之中由他编写第三章《从笛卡尔到康德》、第五章《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》部分,在新书中已扩展为独立的一卷(《第三卷•近代哲学的兴起》)。没有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整体把握,则肯定没有如此宏大叙述的气魄。译者之一王柯平教授认为,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从来都是哲学史家感到难以处理的两个阶段。一个是西方哲学的源头,而另一个则为西方近代哲学定下了精神主调。肯尼教授藉着他“对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等思想家的深入研究,使他能驾轻就熟地处理这两个时期的哲学发展流变”。

除此之外,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处理历史的观念史构架和重构思想单元的方式。首先,结构与众不同。肯尼爵士没有像大多数哲学史家那样,按历史时期、年代顺序、人物或学派的次序来评介,而是以观念单元为线索清理历史时段上的哲学命题。这种观念史构成模式基于一个宽泛的文化前提:研究哲学史必须重构历史时段的文化语境,从而透过哲学命题的相互阐释来把握历史在概念之中的结晶。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若是就哲学术语就事论事地排列一番,就会丧失哲学研究的历史眼光和问题意识,哲学史就成为常识的堆积和术语的集合。同理,如果史家对哲学家思索的问题由之而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知之不多,就会闹出年代误置、张冠李戴的笑话,轻则歪曲观念的意义,重则抹杀历史的价值。为了凸显“时代”与“观念”,作者在写作时把编年史结构与主题性结构结合起来,“在每一卷里先采用编年史概述的方法,随后针对具有永久意义的特定哲学话题,采用主题讨论的方法”。如此一来,又能兼顾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以及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读者。

其次,风格平实严谨。肯尼爵士在各卷导言中反复强调,此书理想的阅读群体是“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本科生”以及“许多对哲学史感兴趣的学生”。因此,他在行文时尽量避免“当代哲学的方法和术语”,以清晰而轻松的文字让读者有所启发。实际上,这也是作者对哲学史写作的语言要求。肯尼爵士在自己的博客(http://blog.oup.com/2007/06/anthony_kenny/)上曾这样写道:


“二十世纪后期有两部举足轻重的单作者哲学史,一是罗素(Bertrand Russell)的一卷本西方哲学简史,一是耶稣会教父科普斯顿(Jesuit Father Copleston)的十卷本西方哲学史。两部著作各有优劣:罗本文采飞扬但缺乏史证,科本言之凿凿但枯燥乏味。最理想的哲学史家应该言如科氏,而文如罗氏。遗憾的是,这两方面我都力不从心:论学识,我达不到科氏的渊博;论文笔,我模仿不了让罗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独一无二的风格。因此,我打算取长补短:言之确凿胜罗氏,文之诙谐胜科氏。”


正是这种对史料一丝不苟、对文辞精益求精的态度,为此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《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》(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)认为,新版《牛津西方哲学史》的“权威性值得大书特书”(wonderful authorative hugely rewarding);《伦敦书评》(London Review of Books)也认为此书“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”(genial and highly accessible)。

第三,表述准确易懂。肯尼爵士自幼研习古典文献学,后从事研究分析哲学多年,因此他“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分析哲学乃至比较语义学等方法,力求用直白的语言”(《译者前言》),来阐明哲学的种种难题。这种做法不但得到广泛认可,而且让人拍案叫绝。

当然,批评声也有之。例如有人指出,作者引用的文化例子有时过于生疏,让读者不知所云;有时,作者的思路跳跃太大,让读者难以把握其历史的逻辑。还有人认为,作者主题式写作很难把哲学家完整地呈现出来。正所谓众口难调,新版《牛津西方哲学史》究竟如何,还需读者自己独自品尝。

在之前引用的同一博文的结尾,肯尼爵士谦虚地写道:


“我很幸运,能认识这么多二十世纪顶级哲学家:吉尔布特•雷尔(Gilbert Ryle)、约翰•奥斯汀(John Austin)、彼得•斯特劳森(Peter Strawson)、伊丽莎白•安斯康姆(Elizabeth Anscombe)、冯•奎因(van Quine)、唐纳德•戴维森(Donald Davison)。这虽是我莫大的荣幸,但也让我倍感压力:不久,我意识到他们比我出色得多,要想成为与他们比肩的原创哲学家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因此,我决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一名哲学史家,然后尽我所能帮助别人,攀登过去伟大的思想高峰。”


就让我们踏着肯尼爵士的肩膀,攀登过去伟大的思想高峰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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